日本發送電成立與電力國家管理（1939）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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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發送電株式會社（日本発送電，通稱「日發」）是 1939 年（昭和 14 年）4 月 1 日開業的國策特殊會社，為 1938 年《電力管理法》所確立之「電力國家管理」體制的執行主體。自成立至 1951 年 5 月解散為止，日發壟斷日本的發電與輸電骨幹約十二年；其成立與解體，構成日本電業從民營競爭走向戰時統制、再回歸民營九電力體制的制度樞紐。

史實

1930 年代的日本電業由民營公司主導，供電區域重疊、競爭激烈；1937 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在戰時經濟體制下，以確保軍需電力與全國電力調度一元化為由，遞信官僚與軍方推動「電力國家管理」立法。1938 年（昭和 13 年）3 月，《電力管理法》案在帝國議會通過，同年 4 月 6 日公布（昭和 13 年法律第 76 號），與《日本發送電株式會社法》及社債處理相關法案共同構成「第一次電力國家管理」的法源。

依據上述法制，1939 年 4 月 1 日日本發送電株式會社開業。民營電力公司的主要火力發電設備與送電幹線被強制以現物出資方式移轉給日發；據《世界大百科事典》，日發成立當初即掌握全國火力發電設備約六成、送電線約四成，並依《電力管理法》體制取得電源開發上的獨占性地位。此一強制出資在業界引發強烈反對：長年主張民有民營的松永安左衛門（松永安左エ門）公開抨擊推動統制的官僚，在國家管理定案後退出電力業界；曾重建東京電燈經營的小林一三，則於 1940 年出任第二次近衛內閣商工大臣後，在統制深化的過程中與主張「資本與經營分離」的革新官僚岸信介激烈對立。

1941 年 8 月，敕令《配電統制令》公布施行，開啟「第二次電力國家管理」：1941 至 1942 年間，日發再自東京電燈等 33 家事業者取得強制出資（含既有水力發電設備），掌握全國約八成的發電能力；1942 年，全國配電事業整併為 9 家配電會社，形成「發送電歸日發、配電歸九配電」的戰時體制，既存電氣事業者大半因此解散。據《日本大百科全書》，日發最終資本額達 30 億日圓。

戰後，在同盟國佔領下，1950 年以波茨坦政令形式公布《電氣事業再編成令》；1951 年 5 月 1 日，日發與 9 家配電會社同時解散，重組為 9 家發送配電垂直整合的民營區域電力公司（詳見「九電力分割（1951）」條目）。解散與資產分割作業在末任總裁小坂順造任內完成。

當代評價

國家統制派：遞信官僚與軍方認為，民營競爭造成重複投資與區域供給不均，由國家統一管理發送電可實現全國調度一元化，支撐總力戰經濟。《山川日本史小辭典》等工具書即將電力國家管理定位為戰時統制經濟體制的一環。

民營派：以松永安左衛門為代表的業界民營論者主張電力應民有民營，認為官僚經營缺乏效率與責任。電力中央研究所的傳記資料記述，松永曾放言「（與軍方聯手的）官僚是人類的渣滓」（官僚は人間の屑），並在國家管理定案後引退，直至戰後才復出主導再編成。小林一三與岸信介圍繞「資本與經營分離」的閣內鬥爭，亦被視為民營資本立場與革新官僚統制路線衝突的代表事例。

戰後學術：商業史研究（如橘川武郎《日本電力業の発展と松永安左ヱ門》）將日發時期置於日本電業「民有民營對國家管理」長期路線之爭的脈絡中理解；1951 年回歸民營的九電力體制，常被解讀為對戰時國家管理體制的制度性否定。

現存爭議

統制成效的評價：電力國家管理是否確實改善了戰時電力供給，至今評價分歧。肯定論強調全國調度一元化與大型電源開發的推進；批判論則指出官僚化經營、投資誘因流失與設備維護惡化等問題。兩者孰輕孰重，仍是經濟史研究的討論課題。

「國家管理」與「國有化」的定性：日發採股份公司形式、資本仍屬民間股東，但經營受政府管理命令拘束，形成「資本民有、經營國家管理」的混合形態。此體制應定性為國家管理、準國有化或戰時混合經濟，學界用語與分析框架並不一致。

戰時例外或內在延續：一種敘事將 1938–1942 年的兩次國家管理視為總力戰下的例外狀態；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其與日本電業內部長期存在的國營論傳統及區域整併趨勢相連續，1951 年確立的區域獨佔體制亦部分承接了戰時整併的產業結構。此一連續／斷裂之辨，仍是日本電業史敘事的分歧點。